曹参沿袭萧何的方法来治理国家，这并非一定是最好的治理方式，只是当时的形势让他不得不如此。汉高祖刚刚去世，太后吕雉在朝堂上把持大权，汉惠帝性格懦弱，无法振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不沿袭旧法，又能怎么做呢？鲁国的两位儒生曾说：“礼乐制度需要百年之后才能兴起。”这句话在汉惠帝时期说，倒是比较合适。当年周公制定礼仪制度的时候，流言蜚语尚未平息，东方边境还未安定，商朝旧部和奄国也没有被彻底消灭，根本没有时间顾及礼乐制度。曹参没有周公那样的德行，却处在这样的时代，如果想要纠正国家初创时的失误，去改变一代的典章制度，只会让人心惶惶，祸乱也会随之而起。《易经》中《益》卦的初九爻辞说：“利于大有作为，至为吉祥，没有灾祸。”只有先做到吉祥，才能避免灾祸，这里的“利”并非表面上的利益。如果上面的风气不正，下面又急于求成，想要达到吉祥的局面是很难的。
整饬国家大法、端正基本纲纪、安定君主、治理百姓、移风易俗，这些事情有根本，有细枝末节，有本质，也有外在形式。确立国家的纲纪，拨乱反正，让人们明白上下的区别、吉凶的准则，这是根本。修饰外在的形式，使其完备并符合规范，这是细枝末节。细枝末节的东西，不是一天就能积累起来的。外在的形式，也不是从一个方面就能修饰好的。预先确立并且一天都不能迟缓的，是事物的本质。等待合适的时机，相互因袭并加以完善的，是事物的外在形式。
在汉高祖时期，时机并不成熟，鲁国两位儒生的说法是错误的。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奠定根本，后来的人就没有凭借，人心和风俗就会被禁锢在简略、随意的状态中，等上百年，民俗只会变得更加浅薄。即使有想要改变的志向，也没有实现的条件，即便有君主支持，也没有得力的臣子辅佐。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，也仅仅得到董仲舒那些并不完善的主张，像公孙弘这样歪曲学术、迎合世俗的人反而得到重用，国家也就难以有所作为。这就是汉高祖没有及早重视、两位儒生没有出来辅佐的过错。
汉惠帝和曹参时期，沿袭旧法是不得不为之事。当时周朝的文化遗风还在，六国的遗老也有不少在世，本可以和他们一起修订萧何制定的法律、叔孙通拟定的礼仪，参考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制度进行折衷，为后世树立典范。然而，太后吕雉凶狠强悍，权奸势力嚣张，朝廷内部即将发生祸乱。如果此时对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更改，没多久就会引发内乱，很可能会有人把制度的变革当作祸乱的根源，天下人也会把修订制度当作需要警惕的事情。这样做的弊端就是，儒家的诗书之道被破坏，世俗的学问只求容身，人心逐渐萎靡，伦理道德日益败坏，社会风气也会越来越浅薄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
唉！方孝孺死后，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几乎断绝，而汉朝还能有贾谊、董仲舒、臧固、王绾这些人，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古代的道德传统，这难道不是曹参沿袭旧法、培养人才的功劳吗？所以说，只有曹参在当时的情况下沿袭旧法是合适的，这是顺应时代的选择。在这之前的汉高祖时期，应当注重奠定制度的本质；在这之后的汉文帝、汉景帝时期，则必须致力于完善制度的外在形式，这都是时代的要求。鲁国的两位儒生傲慢不出，汉文帝、汉景帝谦逊礼让却没有及时行动，他们都违背了时代的需求，也不符合治国的道理。
俗话说：“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，依靠的是四方的藩属。”这可以说是治理国家、保卫邦国的最高准则了。《尚书》中说：“夏代之所以兴盛，是因为诸侯竞相修德。”这里的“竞”是指在德行上相互比拼，而不是在军事上竞争。《诗经》里讲：“都城及其周围千里之地，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地方。”这是百姓生活的地方，不是军队聚集的场所。《易经》中《萃》卦的卦象说：“整治兵器，以防备意外情况。”《萃》卦的四五爻是阳爻，象征文德，其他四阴爻分布在上下，象征武功。靠近九五阳爻的是文德，将象征武功的阴爻屏退在外，这就体现了以文治为主、武功为辅，并且时刻防备意外的思想。
汉朝在南北军聚集了强大的兵力，把军队部署在天子身边，本是为了增强王室的力量、巩固京城的防御、防备意外情况。然而，天子怎么可能亲自率领这些军队呢？必然要委托他人。但人是很难让人完全信任的，于是就委托给外戚或者宦官，认为他们亲近自己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结果吕禄掌握北军，吕产掌握南军，吕后死后，他们还带兵守卫宫殿，妄图肆意妄为，刘家的天下差点就被吕氏篡夺。后来窦氏、梁氏、何进与宦官轮流掌握兵权，随意诛杀大臣，威胁天子，宫廷内外鲜血不断。即便在没有发生祸乱的时候，君主的废立、国家大事的处置，也都完全听命于大将军，丞相就像大将军的属官一样。如果军权不掌握在这些人手中，三公九卿在朝堂上依据公正的言论进行商议，又有谁敢肆意妄为呢？天下的百姓分散在各地，本可以听从天子的指挥。军队是用来保卫边疆、听从统帅命令的，如今却部署在天子身边，反而可能被人控制。周勃侥幸成功夺取军权，窦武却不幸失败，君主在上面如同多余的摆设，无法掌控局面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。
唐朝在天宝之前，没有在京城附近安排掌握禁军的人，所以铲除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以及武氏家族的势力，就像捆绑雏鸟一样容易。即便有人说唐朝此时军事力量不够强大，但安禄山、史思明叛乱后，很快就被平定了。唐德宗贞元以后，鱼朝恩、吐突承璀、王守澄、刘季述等人倚仗手中的兵权飞扬跋扈，他们废立君主、弑杀皇帝，就像吹掉干枯的树叶、摇晃枯萎的树枝一样容易。他们所依靠的，难道不正是天子原本想要聚集起来增强自身力量的军队吗？到了五代时期，郭威在前面夺取政权，赵匡胤在后面取而代之，他们都没有离开京城，天下就改朝换代了。探究用来抵御夷狄、铲除盗贼的方法，其实并不依靠这些聚集在京城的军队。可见，天子没有真正掌控军队，只是聚集军队交给别人，引发祸乱罢了。
边疆的防备不加以修缮，州郡的物资储备不足，却在朝堂附近炫耀武力，舍弃德行，只想着展示军威，放弃谋略，一味地炫耀勇猛，天子想要征服天下，难道是靠左右挥舞长矛大戟，就能震慑远方，让别人畏惧吗？只有把军队部署在边疆，依靠四方的藩属来守卫国家，外戚和宦官才无法染指军权，他们既没有利益可图，也没有威风可耍，还会害怕天下人在背后议论，不敢有所图谋。即便有叛逆的臣子突然起兵叛乱，各方势力也会相互牵制，最终叛乱还是会失败。推而广之，舜、禹舞动干戚，三苗就归顺了，这也是因为他们不与天下人在武力上竞争，凭借德行和威望自然就能让四方归服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唉！在王室附近聚集军队，让天下百姓为转运物资而疲惫不堪，这样做只会招来祸乱，无法挽救国家的危亡，这难道不是统治天下的人应当深刻吸取的教训吗？